一、【背景材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长江经济带应成为中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战场，畅通国内外双循环主动脉，引领优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这就要求长江流域各地坚定不移地实践“两山论”，充分发挥青山绿水在价值和财富形成中的关键作用，用生态环境的政策调节约束生产组织模式，用生态环境的舒适资源优化社会生产力发展模式。

二、【解读分析】

现实中，生态环境独特的公共资源属性和模糊的产权归属往往诱发企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粗放式发展。此外，诸侯国经济在环境联合防治方面孕育了薄弱的合力，导致流域生态压力加剧，环境污染转移。同时，环境监管力度的提高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如控制污染排放、引进治理技术、培训员工技能等，可能导致企业减少技术创新投入。另外，如果环境规制的惩罚力度小于窃取利润，会降低企业通过科技创新推动节能降耗的内生动力，甚至出现购买能耗指标的情况。这可能会导致生态环境和科技创新不能兼顾的误区，导致“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

实践“两山理论”，一方面使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成为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和重要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水平。例如，脱硫技术和洁净煤技术可以减少工业废气和烟尘的排放，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再比如，科学技术可以开发清洁无污染的绿色资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同时，生态环境也对生产组织形式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比如，严格适度的环境规制会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变，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但长期来看，可以通过逆向机制促进企业实现技术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另一方面，“两山论”强调生态环境可以优化生产力系统中的要素配置，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事实上，生态布局与产业布局相匹配是中国生产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向。生态禀赋所具备的游憩美学等舒适资源具有生命健康的支撑功能，能够吸收创新元素，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国内外的案例研究也表明，优美自然的生活环境和舒适干净的工作环境是美国硅谷和印度班加罗尔经常被忽视的基本因素，可以长期保持国际科技创新的高地。我国一些地区也在利用生态环境要素吸引科技创新资源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比如贵州贵阳，基于自然气候条件和能源供应能力，降低高科技设备运维成本，为大数据信息产业发展提供支撑，实现优质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福建南平“生态银行”的设计机制也体现了对具有环境禀赋的绿色高新技术企业的吸纳，提升了当地科技创新能力，探索了一条从自然资源到资产资本的实现路径。